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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
- 作者： 陈恩虎 日期：2009-04-01 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农业经济 农业发展 明清 巢湖流域
- 描述：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 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 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三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 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 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三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三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著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著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著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三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三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 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 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 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 明清及民国时期黑河流域中游地区绿洲化荒漠化时空过程研究
- 作者： 石亮 日期：2010-05-01 来源 ：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干旱区 黑河流域 明清及民国时期 绿洲化与荒漠化时空过程
- 描述：干旱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为严酷和脆弱的地区之一,区内的陆表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绿洲化与荒漠化。在人类活动加剧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绿洲化受阻、荒漠化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退化日益严重。为充分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开展绿洲化荒漠化时空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响应的研究。历史时期绿洲化荒漠化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从较长尺度理解人类活动的影响,对于全面了解现代过程及其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明清及民国时期绿洲化荒漠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研究方法,在遥感影像的基础上,定量地重建了这一时期黑河流域中游地区绿洲的范围和面积,分析了古绿洲开发与荒漠化的时空过程。主要结论包括如下几点： 1.明朝占领黑河流域初期就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大规模开发,人工绿洲规模迅速扩大,此后人工绿洲规模开始逐渐萎缩；嘉靖至万历年间,明朝政府重整屯田,人工绿洲规模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2.清朝时期,大规模的荒漠化和绿洲化交替进行：清朝前、后两个时期,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黑河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荒漠化；清朝中期大规模的绿洲开发,又使得绿洲规模迅速扩展,并超过了明朝时期的最大规模；金塔等地区在这一时期得到大规模开发。 3.民国时期绿洲在清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绿洲规模迅速扩大。民国初期发生的人工绿洲规模缩减,由于经历时间较短,没有造成大规模的荒漠化。 4.黑河流域绿洲分布较为分散,同时大部分的绿洲集中在黑河、北大河等几条河流附近地区；黑河以北(东)地区受到沙漠和山地等的影响,绿洲规模较小；绿洲的扩展主要发生在黑河以南(西)地区。 5.黑河流域人工绿洲整体的变化趋势是逐渐增加的,其中民国时期绿洲规模最大,清代中期次之,清代初期规模最小；大规模绿洲化主要发生在明代前期、清代中期和民国时期,荒漠化主要发生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 6.影响绿洲变化的主要人文因素有政治军事形势、土地开发政策和人口数量。其中,政治军事形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洲的扩展与萎缩,在局势稳定的时期,土地开发政策直接影响到绿洲的变化,人口数量也是绿洲开发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军屯研究
- 作者： 肖文清 日期：2010-05-01 来源 ：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州 明代 岷州 洮州 军屯
- 描述：军屯是明代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和制度,伴随着明代始终,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军屯研究,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明代河州、岷州、洮州三卫军屯,是明代西北军事屯田的缩影,具有代表性。处于明代军屯大格局中的河州、岷州、洮州三卫军屯,除具有明代军屯的共同特征外,由于地处汉族与其他民族交界之处,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因而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军屯的独有特征,军屯所起的作用及影响也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本文在考证分析相关史料的前提下,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明代河州、岷州、洮州三卫军屯的由来、发展、特点、衰败以及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分析和探讨。文章以地方史志为基础,结合同时期相关史料,以军屯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河岷洮三卫军屯与内地军屯在编制、运作、功用及影响等方面的不同,突出其特点,并涉及到明代卫所军制、人口迁移、国防政策、少数民族管理与政策、经济策略及军屯得失等方面的内容。
- 明代太仓库研究
- 作者： 苏新红 日期：2009-10-01 来源 ：东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太仓库 年例银 北边军饷 盐法 户部 明代财政
- 描述：本文以明代太仓库为研究对象,从基本财政体制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用动态的眼光对其进行考察。其基本目标是展现太仓库作为明代中央财政核心库藏机构的制度设置、管理、变更历程,考察太仓库收支项目、数量,进而以太仓库为中心,对明代国家财政体系运行的机制、状态,以及明代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类型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 就参考文献而言,《明实录》记事通贯明代始终,是涵盖太仓库运作全过程的一套最成体系的史料,本文将之作为研究整个有明一代太仓库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地位作用变化的核心文献。同时,本文利用各朝制书,如洪武时期《诸司职掌》、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万历《太仓考》以及《万历会计录》等文献,对太仓库制度、地位做横向断面的详细剖析。万历中后期户部尚书赵世卿所作《司农奏议》、崇祯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石隐园藏稿》及崇祯末年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文贞集》等,皆收录作者关于太仓库的许多疏牍。其他明人奏疏、笔记及清代史料中也有相对分散的关于明代太仓库的记载,皆尽量收集参考。 本文研究表明,明初成立的内库,是一个以负责国家公共事务为主、负责皇室收支为辅的机构。其后,内库所担当的国家公共财政职责逐步减少,而其作为皇室库藏的性质却日益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太仓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国家公共收支领域的财政职责。大约在弘治末、正德初,太仓库成为专备应对紧急军情或者地方重大灾伤的财政机构。嘉靖、隆庆至万历朝是太仓库演变速度最快和最集中的时期,除“财政储备”功能之外,它还逐步担当起负责北京和边镇常规开支的财政职责。万历前期,太仓库的财政地位达到顶峰。万历中期以后,太仓库的“财政储备”功能日益减缩。万历末年开始的加派新饷从制度上再次提升了太仓库的财政地位,然而太仓库岁入逋欠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新、旧饷的征收面临极大问题,因此其实际财政地位不升反降。天启、崇祯时期,太仓库逐步失去对边镇常规年例银以及为紧急军情、地方灾荒提供财政支持和救济的能力。至崇祯末年,户部将太仓库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各军镇,太仓库成为一个虚设的空壳。 太仓库的岁入类项是逐步由少到多发展起来的。除内库逐步削弱其国家公共财政职责的原因之外,北边军镇财政开支银额的不断增长也是太仓库岁入类项扩增的重要原因。嘉靖、隆庆至万历前期是太仓库岁入类项扩增最快的时期,万历前期,太仓库外库的收入负责支付京师及北边军镇的部分日常开销,太仓库老库及窖房银存贮不动,以备紧急军情或灾荒之需。万历中期以后,一方面,边镇财政需求扩增的趋势仍在,而户部却再也没有能力扩大太仓库的收入范围和岁入总银额,太仓库停滞不前的额定岁入与边镇持续上涨的实际财政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太仓库既有的收入类项与额定岁入银额因逋欠、蠲免等原因逐渐减少,以致不能如额支付边镇年例银。新饷的加派、对太仓老库、窖房及南京户部银的借用虽能使太仓库的财政状况出现短暂缓解,却无助于改变太仓库实际收入逐步减少的基本趋势,也无助于改变边镇军饷需求持续升高的基本走向。就在太仓库实际财政岁入与边镇实际财政需求的反向运动中,明朝的国家财政最终崩溃。 太仓库的财政开支类项主要包括在京开支、国家军事及地方赈济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往北边军镇的年例银。太仓库年例银起源于京运年例银,并被长久视为京运年例银的一部分。北边军镇的京运年例银在正统年间就已经出现。在成化到弘治时期,太仓库年例银的发放是不规律的,时少时多。太仓库在这一时期并不负责北边所有军镇年例银的发放,而且太仓库时常与其他财政收入一起共同负责个别边镇的年例银供应。弘治与嘉靖两朝是太仓库年例银发放频率较高的时期。隆庆时期,太仓库成为北边军镇京运年例银的核心发放机构,担当起为北边军镇提供部分常规性军费开支的财政职责。万历前期,太仓库年例银的发放形成比较稳定的制度,其后直至崇祯,太仓库年例银与京运年例银逐步归并为一。 虽然关于太仓库发放年例银的记载在成化时期就可见到,但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的记载到隆庆元年才出现。在隆庆到万历前期,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数额,前后差距不大;太仓库预算年例银额基本都能落实,额定年例银与太仓库实际发放的年例银额之间没有多大差距。万历中期,太仓库额定年例银支出上升较快,对太仓库构成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以致户部不得不经常借支太仓老库、窖房、太仆寺常盈库等机构的存银进行贴补。另一方面,随着太仓库岁入逋欠的日益严重,太仓库实际岁支年例银的数额不断下降。万历末期到崇祯朝,太仓库旧库的额定年例银岁支总数停止了上升的势头,较以前的银额稍有下降,并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但是,太仓库旧库发往北边军镇的实际年例银岁额则下降幅度巨大,与其预算年例银岁支额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 纵观年例银在边镇军饷总岁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知,弘治、正德时期,京运银岁额所占边镇军饷总岁额的比重较低;到隆庆末、万历初,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在边镇军饷总岁入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万历中期,这一比重又有所提升。这说明,万历时期,太仓库年例银在边镇军饷供应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但边镇军饷供应又并非绝对依靠太仓库年例银,屯田、民运、盐引等收入仍然是边镇军饷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崇祯时期,边镇军饷供应演变成以依靠太仓库银为主。因此,太仓库年例银所占边镇军饷供应总额的比重呈逐步升高的趋势。 明代财政强调“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太仓库通常以本年岁入及库存预支下一年的岁支。然而,在嘉靖以后的大部分年份里,由于边镇巨额军费开支的压力,在岁入无法满足岁支需求的情形下,“量出以制入”的情况逐步增多,户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岁入,扩大太仓库的岁入类项,其中许多类项由临时、应急性措施最终得到正式认可而成为太仓库的制度化收入。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朝的绝大部分年份内,太仓库的岁支越来越超出岁入所能承受的范围,不但“量出”以制定增加的“岁入”不能实现,原有的岁入也面临日益严重的逋欠问题。从嘉靖七年开始直到崇祯末年,太仓库岁入少于岁出的情况占据了有确切记载年份的绝大多数。在太仓库长期支出浮于收入的情况下,明朝的整个国家财政体系却能维持运转达一个多世纪。这是因为:首先,《明实录》的编撰者们有着明显地选择记录太仓库财政欠佳年份的倾向,这是明代太仓库收支呈现长久亏损面貌的原因之一。其次,一般情况下,太仓库岁入额通常仅指太仓库额定收入款项内得到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其正赋,户部在其正赋之外通过挪借等手段从其他财政体系中所得到的款项通常被算入岁支银额中,而不被算入岁入银额中。再者,太仓库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之一在于其不断扩大的财政开支。最后,明代太仓库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维持了一百余年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太仓库对明代国家财政体系,尤其是对明代北边军饷而言,更多时候是补贴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 最后,明代太仓库与盐法的财政关系演变历史表明,嘉靖朝是二者财政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嘉靖朝以前,存积等盐偶尔会因盐法雍滞或者太仓库财政需要而被折卖成银纳入太仓库,但从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定。嘉靖时期,在既要维持开中的祖制、又要解决开中制无法有效满足边镇军饷需求的情况下,正盐开中于边、余盐纳银解往太仓库的双轨并行制度最终形成。通过这种方式,户部将盐法收入中的大部分直接集中于太仓库,从而加强了对盐法的监管和控制,太仓库与北边军镇开支的财政关系也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 总之,明代财政制度是随着时间发展和相应而来的不同因素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从来没有凝固在一种定式上。明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应当关照实行该制度的共同体的整个生命历程,这样才能理清该制度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基本形态。关于皇帝在明代国家财政体系中的权力问题,以往研究有夸大的倾向。有明一代,国家公共财政收支与皇室收支明显呈逐步分离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户部对其管辖的太仓库握有相当程度的财政权力。虽然有关太仓库的财政决定基本都要上奏皇帝,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皇帝的财政权力不可分割或者皇帝以下的机构只有财政责任而无财政权力。以往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的明代经济史研究,大多关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统治阶层内部,更加注重国家整体利益的官僚士大夫和过分强调私人利益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之间存在长久而深刻的矛盾。明代国家财政的目标是通过最小限度地征收民众财富以满足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基本需求,其背后隐含的理念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明代财政制度中的根本矛盾。在保持帝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官僚士大夫的道德养成是解决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冲突的一种较实际与有效的方式。这是明代国家相对于制度的精密构建而言更加偏重于有德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的重要原因。明代国家税收方面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税率的高或低,而在于递减的国家赋税征收能力与递增的实际财政岁需之间矛盾的逐步升级。衡量明代财政制度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符合初设的财政理念。与强调个人利益之天然合法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生产能力有限的明代中国更注重当下多数民众的生存状况。以这样的思想观念来衡量,明政府追求稳定与最低经济活动水平的税收政策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而非荒谬可笑的。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与戌边关系研究
- 作者： 李丽 日期：2010-06-01 来源 ：石河子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戍边 关系 兵团 屯垦
- 描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领导体制,在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法律、法规,对所辖垦区行使一定的行政、司法管理职能,是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兵团是历代屯垦事业的延续和发展,是我党屯垦戍边战略的伟大创举。 屯垦戍边事业关系到新疆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有着重大意义。本文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屯垦与戍边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进行了探讨。论文第一章重点对汉、唐、清三代关于屯田与戍边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分析；第二章论述了屯垦与戍边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戍边需要屯垦来维持,屯垦则以戍边为前提,戍边是日的,屯垦是手段,但在不同时期屯垦与戍边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离开戍边讲屯垦或离开屯垦讲戍边都是错误的；第三章论述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屯垦与戍边的关系,认为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周边国际环境显著变化,新疆战略地位大幅度提升,国内外“三股势力”猖獗,屯垦戍边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论文针对这一新的形势,对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兵团作为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担负着更为艰巨而光荣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正确把握屯垦与戍边的辩证关系,坚持屯垦戍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把屯垦戍边事业不断推向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是摆在兵团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加快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完成戍边的使命是兵团必然的抉择。
-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汉代河西开发
- 作者： 刘俊玲 日期：2010-04-01 来源 ：青海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西 汉代 开发 文明
- 描述：河西走廊位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叉地带,具有文明传播的特殊的自然和人文基础。据考古资料显示,河西走廊曾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孕育了游牧经济。大月氏、乌孙和匈奴先后在河西活动。汉代以前的河西被视为蛮夷之地,秦汉时期随着匈奴的崛起,河西开始显示其军事政治的重要性。西汉建立后,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内地经济实力的增强,从汉武帝开始对匈奴的战略发生根本变化。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河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河西归汉在汉文明传播河西过程中起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汉文明在与游牧文明的对峙中开始居于上峰,并通过军事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来开拓这一新的农业区。传播方式既有激烈的战争,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移植,也有潜移默化的农业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说,居于文明传播主导地位的汉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政策决定了文明传播的速度和方向。游牧民族和汉族通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长期磨合,开创了河西农业文明的历史。尽管在接触和磨合的过程中出现了文明的拒斥与文明的退化,但是在总体上河西仍朝着一个新的历史轨迹前进。 农业文明向河西传播的过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了新的生产技术体系,同时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外文明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农业文明的大肆扩张,也使得河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资源危机。随着河西屯田的进行,移民和戍卒大量涌入这个资源原本并不丰富的地区,水资源、森林、草原资源被人为的破坏,河西开始荒漠化。到东汉后期,羌民起义,农耕民族有退出河西之举,抛弃屯田,这样荒漠化进一步推进,为河西的生态发展带来隐患。 文明的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代河西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武力来实现的,因此不免存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强势民族对生产水平低下的弱势民族的压制,而总体上这种传播是文明的同化——一体化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 唐代西北地区政治地理格局变动研究
- 作者： 魏昀 日期：2009-05-01 来源 ：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 ：学位论文 关键词：唐朝 疆域 羁縻府州 屯田 交通
- 描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王朝之一。唐王朝近三百年历史,在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同时,国家的疆域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以安史之乱为界,唐前期,国家的疆域处于一个不断扩展的时期,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曾一度到达今天的中亚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羁縻府州体系,国家疆域的范围达到了空前规模。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形势急转,中央政府抽调边兵前往内地参与平叛。吐蕃势力趁唐朝西北边备空虚之际,不断蚕食唐土。唐军虽然组织了抵抗,但面对日益强大的吐蕃,已是强弩之末。到唐后期,陇右地区几乎都被吐蕃占有,双方的边界仅维持在陇山一线。 本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唐初西北地区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自然地理概貌和民族政权的分布情况:第二部分论述太宗至高宗朝疆域扩展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唐初进军西域之初、西突厥旧地的羁縻府州化和葱岭以西地区的羁縻府州化三节;第三部分论述武周至安史之乱前疆域稳定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驻防体系、政治地理格局分析和安史之乱前疆界的伸缩三节;第四部分论述安史之乱后疆域退缩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包括安史之乱对西北地区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归义军献图归唐与疆界西移两节;第五部分论述政治地理格局变动与经济交通的关系,包括唐代西北屯田和西北交通两节。通过以上五部分的论述,重点探讨疆域变化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唐政府在对陇右地区实行有效统治时期的行政建置和驻防体系、以及民族关系对疆域变动的影响等问题。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公元七到九世纪的亚欧大陆是唐、吐蕃、大食三方竞相角逐的时代。从太宗到玄宗开元时期,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处于上升阶段,疆土不断西进,最强盛时包括今天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都纳入到了唐朝的势力范围,并在葱岭东西建立了羁縻统治体系。此时的唐朝疆域可以划分为三个圈层,一是长安和洛阳所在的两京地区,作为帝国的都城,既是全国的最高权力所在,又是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二是都城四周全国范围内编户齐民的正州,这些地区是中央政府的财富来源地:三是唐在边疆地区建立的羁縻府州系统,成为与周边民族政权对立时期的军事缓冲地带。这一时期,吐蕃登上了历史舞台,松赞干布统一西藏高原后,吐蕃实力逐渐壮大。吐蕃崛起并不断侵扰唐朝,为抵御侵略,维护陇右河西地区的安定,唐朝实行了积极的防御政策,有效的阻止了吐蕃的不断进攻。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政府抽调安西兵力前往内地平叛,造成边备空虚。吐蕃先后攻陷了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甘、肃、瓜、西州以及北庭都护府,趁机占有了唐朝的大片领土,陇右地区几乎全部被吐蕃占有,使唐后期的西部边界仅维持在陇山一线。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唐朝方面从高祖到玄宗开元时期,国力处于上升阶段,开元时达到鼎盛,较之大食和吐蕃的实力,唐朝占有明显的优势,吐蕃虽然偶尔有侵扰唐朝边地的举动,但并不具备与之抗衡的实力。直到公元751年怛逻斯战役,崛起的大食与唐帝国发生了正面的军事冲突,四年之后的安史之乱,更使得唐在与吐蕃、大食的角逐中的优势不复存在。由此,唐朝在政治军事上开始处于“守势”,已不能与唐前期的国家实力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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